戰火中的荒誕與詩意

周澤雄2019-12-09 15:12

(電影《五月的四天》劇照)

【銀幕筆記】

在影院看反映太平洋戰爭的影片《決戰中途島》(Midway,2019年),心靈觸動不多,視覺、聽覺倒被調動得不亦樂乎。影片亮點主要源自技術進步,觀眾盡管已從攝于2001年的《珍珠港》(PearlHarbor)里見識了慘烈的轟炸場面,編導仍有信心讓我們看上一大段日本人對珍珠港的偷襲。制作手法的確更高級了,影像強度也更震撼了,對海戰史有學術興趣的觀眾,還有意外欣喜:制作者精確還原了當年的戰艦和火炮,戰場比例令人信服,很多地方超越了紀錄片的逼真度,只是鏡頭語言分外華麗。

追隨飛行員駕駛艙的俯沖視角,觀眾不時獲得雄鷹撲擊獵物的放飛視野。傷亡場景眾多,死神卻搖身一變,成了一名風格夸飾的表現主義者。美軍亞利桑那號戰列艦上的落水官兵,看上去就像浴火鳳凰,水天相接的火焰使死亡發生變異,不像是犧牲,而是——恕我冒昧——一種嘉年華場景:身體在火海里騰躍,飛機在空中旋著狐步,驟然寂滅的生命陡轉為一個個亢奮的比特符。按說此時我該有所悲傷,慚愧地說,我沒有,我的身心受制于高度仿真的畫面音效,那是電腦高手精心調校的數字化參數,下意識間,我以為正在玩一款新版戰爭游戲。技術上的縱欲在觀眾與人物命運之間,豎起了一道審美隔離墻。

不過,影片對日本海軍的贊頌,頗覺震撼。我們知道,一味丑化敵人不僅審美上低級,精神上弱小,榮耀上也難以自洽——那等于宣布自己的勝利不足為奇。話雖如此,若非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,人們又很難心悅誠服地肯定敵人。我曾提及,導演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在《硫磺島家書》(LettersfromIwoJima,2006年)里用令人驚訝的寬厚胸襟,正面謳歌了部分日本官兵,影片在美國上映時,不少觀眾都為日本海軍大將栗林忠道之死落淚。《決戰中途島》走得更遠,編導竟將一種只有英雄中的極品人物才能具備的美妙素質——詩意——賦予強敵:日軍副帥決意沉船并以身殉艦時,對陪同自己的戰友說:“讓我們好好欣賞今晚的月色吧。”隨后,海天俱凈,星河肅穆,我們看到了儼然具有超度功能的一輪明月,將主動自毀的日軍戰艦映照得分外莊嚴,從容赴死者的氣度,幾乎讓人聯想到臨刑前彈奏一曲《廣陵散》的古代大名士嵇康。相比而言,那位用近距離俯沖轟炸的方式兩次摧毀日本主力戰艦的美國飛行員,只是體現出超凡的勇氣和技藝,詩意則談不上。

在荷馬史詩《伊里亞特》里,用馬車拖著敵人尸體恣意侮辱的希臘英雄阿基硫斯并不令人佩服,當他克服了復仇之念,遵循禮節將敵酋赫克托耳的尸體交還給死者父親時,其英雄形象才走向崇高。當然,結合戰爭的正義屬性,將個別日本海軍將領比附為具有古典光芒的赫克托耳并不得體,甚至稍嫌荒謬,但編導借此彌合人性、消解仇恨、瞻望和平的努力,值得尊重。

就我傾向于平凡的審美趣味而言,對過于慷慨豪邁的犧牲,會嫌其造型感太強而質疑可信度。我當然不是忙于培養浩然之氣的奮發人士,因此,那些在死神面前無從作出“擺拍”造型就默默湮滅的普通士兵,更令我難以釋懷。

德國、俄羅斯、烏克蘭合拍片《五月的四天》(4TageimMai,2011年)根據真實事件改編,選取了一個別致的戰爭視角:“四天”指1945年5月5日至8日,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勝利日期間;場景位于德國境內波羅的海沿岸。影片風格沉靜,人物關系糾葛,編導聚焦于宏大敘事所慣常忽視的小事件、小摩擦,讓我們看到被現代戰爭遮蔽的另一面。殘酷無所不在,最不足掛齒的小沖突里,亦偃伏著人性的詭異和命運的荒誕。

影片開頭,一群德國災民準備登船,逃往對岸的丹麥;有人在詢問姑娘們的下落,力爭不拉下一名德國姑娘。潛臺詞是:蘇聯軍隊有強暴占領國婦女的惡名,必須把德國女孩率先送走。由于納粹軍隊曾對蘇聯人犯下滔天罪行,德國人對將要承受的可怕懲罰,不僅現實上無力抵御,道義上也失去了抗爭的底氣。未來的施暴者兼有復仇天使的標簽,占領軍的獸行居然雜有天譴的意味,最是讓人絕望。荷蘭學者伊恩·布魯瑪在《零年:1945》一書里的敘述,堪為影片提供背景腳注:

德軍被迫從蘇聯境內撤出后,蘇聯紅軍一踏上德國領土,就被明確告知要無惡不作。蘇德邊境上的路牌用俄語寫道:“士兵,你現在到德國了:狠狠報復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們。”……格奧爾吉·朱可夫元帥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稱:“殺人犯的國家要倒霉了。我們要為自己經歷的一切狠狠地還以顏色。”

一組由綽號“猛龍”的紅軍上尉率領的偵察隊來到此地,他們在海邊發現了一隊編制散亂的德軍。蘇軍只有8人,含一名傷員和一門只剩一枚炮彈的大炮;德軍約有百人。猛龍向少校上司匯報,少校下達命令:俘虜這支德軍。少校拒絕提供援軍和坦克,他想必與上尉有隙,兩人在人格、觀念上毫無相通之處,少校的軍令里肯定含有作弄意味,若上尉喪命,少校或會多喝一杯伏特加。猛龍在戰爭中失去妻兒,還因具備獨立觀點而兩次被關進蘇聯的集中營,家庭慘禍也使他無意女色,至于少校,他恨不得空降到一家德國妓院里。

海邊士氣全無的德軍正打算乘船前往丹麥,向英國軍隊投降。德軍深知,成為英國戰俘還是蘇聯戰俘,差別巨大。“蘇聯不承認舊俄在海牙戰俘公約上的簽字,那就是說,在戰俘待遇方面不承擔任何義務,也不要求保護被俘的本國人。”(索爾仁尼琴語)看過羅曼·波蘭斯基執導的《鋼琴家》(ThePianist,2002年)的觀眾想必記得,片中那位向蒙難的猶太鋼琴家提供面包的德國軍官,成為蘇聯戰俘后,再沒有從戰俘營回來。在二戰中,德軍與紅軍的戰俘彼此吃盡苦頭,德軍與英美軍隊的戰俘待遇,尚能維持文明的體面。對戰敗的德國軍人來說,避免成為蘇聯戰俘,是他們最后的掙扎:逃出生門還是遁入死門,在此一舉。

德國軍官拒絕了猛龍的勸降,雙方兵力懸殊,德軍中校納悶蘇軍為什么這當兒還要找死,他告訴上尉:限你們20分鐘撤退,否則我們就進攻。至此,人物性格而非軍隊的力量對比,成為情節推進的關鍵點。猛龍無意違抗軍令,但也不愿追隨多年的部下作出無謂犧牲。他把最后一發炮彈擊向海面,嚇走了德國人期待的渡船,隨即靜候觀望。雙方皆無戰意,經歷了史上最為殘酷的多年戰爭,士兵——無論勝利者還是失敗者——此時只剩下一個愿望:別打了,我要活下去,我要回家。

唯一充滿戰斗精神的是小屁孩彼得,他只有13歲,身材瘦弱,渴望殺伐,他不識好歹的斗志成為對峙雙方的不安定因素。彼得是深受納粹教育毒害的一代人,屬于“希特勒的男孩”。他穿著一身從陣亡士兵身上扒拉下的寬大軍服,盡管不會扣動扳機,卻敢于舉槍對準多名紅軍。彼得懂得俄語,猛龍把他留在身邊。為確保男孩好好活下去,上尉剪掉了彼得的軍褲,防止他因一身軍服而成為友鄰部隊的戰俘。上尉關照手下:彼得手上只能有玩具。彼得乘夜跑向德軍宿營地,用稚嫩的豪言壯語鼓動德軍發動進攻。德軍中校假言安撫他,還給他行了軍禮,小彼得豪情亂竄。這個小小身坯因承受了過量納粹教育而與自然人的生存本能逆行,在一種不自量力的呆傻狀態里,他擬想著沖鋒陷陣、視死如歸的境界。

猛龍暫時征用的兒童福利院里,還有不少女孩,年齡上只有安娜尚屬少女,亦即潛在施暴者眼里的狩獵對象。猛龍曾以“這個姑娘我要了”為由,阻止手下覬覦安娜。安娜是一名普通村姑,并無傾國傾城的高危美貌,但是,當猛龍阻止少校對安娜非禮時(他打掉了少校的牙齒),劇情出現了可怕的走向。少校回到營地,誣稱上尉叛國,糾集坦克和作戰部隊,對猛龍所在的福利院實施軍事化攻擊。上尉被迫還擊,于是,力量懸殊的兩支紅軍隊伍,為了一名德國姑娘的貞潔,展開了殊死對決。——我們不應忘記,影片取材于真實事件。小彼得偷偷跑向滯留海邊的那支德軍,要求他們增援上尉,保護本國少女,德軍答應了。

編導拒絕展示交戰的殘酷,雙方的交火場景,是以彼得的聽覺系統呈現的,他正被紅軍安置在地下室里。待鏡頭移向戶外,地上已橫陳著大量尸骸,包括德軍中校,撫胸僵立的猛龍也未能幸免——對他可能是好事,倘僥幸未死,回國后必將不得好死。即便依照戰爭年代的稀疏道德觀,這也是一場多此一舉的戰斗,有著突兀的荒誕感,而在荒誕感的核心,又撲閃出人性的光輝。如果缺乏這層光輝,一切戰爭都將失去正當性。

結尾時,安娜和彼得終于坐上了開往丹麥的輪船,依鏡頭語言的寓意,他們坐上了一條通往希望之地的方舟。他們的日子會稍好些嗎?也許會,但是在戰爭年代,我們關于“稍好”的說法總有點玩世不恭。另一部由丹麥、德國合拍的影片《地雷區》(Undersandet,2005年),正好回應了“稍好”的話題。

情節大致是:因擔心盟軍登陸,德軍在丹麥西海岸埋下了220萬顆地雷。值德國戰敗,在丹麥土地上受降的德軍戰俘,理當成為天然的人肉排雷器。誰說這不是天公地道的方案呢?難道該由無辜的丹麥人民,在本國自由的海灘上,無端承受隨時被炸飛身子、炸斷腿腳的命運嗎?——道理上沒錯,但當我們看到10名孩子模樣的德軍戰俘從事排雷時,心靈還是莫名抽緊。這些孩子投降前大多還沒開過一槍,除了更加注重紀律,他們與鄰家男孩并無兩樣,而掃雷的死亡率甚至超過最殘酷的戰役。當6個孩子兵先后被地雷炸死時,我們關于正義和因果報應的觀念,瞬間變得歪斜和扭曲。戰事一開,自有其冤冤相報的循環邏輯,而電影特有的畫面沖擊力,將這份荒誕無比猛烈地推到觀眾面前,這是冷漠的數據統計無法達到的。我們尋思,我們苦惱,我們茫然,我們從中找不到正義的答案;戰爭會毀滅答案,只展現出一個個既似是而非、又不容置疑的結論,它的背后是權力意志。

說到戰爭帶來的心靈創傷,法國導演弗朗索瓦·歐容執導的《弗蘭茲》(Frantz,2016年)令人難忘,在電影藝術上也更加完美。由于藝術獨有的凈化功能,這部風格凄清的影片,有著難以言喻的審美風華。

阿德里安是一名形象纖弱、性格敏感、精通德語、熱愛多種藝術的法國文藝青年,生活在一個錯亂好戰的時代,被迫入伍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造成最大傷亡的馬恩河戰役里(參戰雙方死亡人數接近50萬),他在戰壕里與一名德國士兵不期而遇,兩人處于極度驚駭中,阿德里安笨拙地開了槍,對方應聲而倒。你可以想象,天性上阿德里安與戰場和殺戮格格不入,政府把他投入戰場,就像把花瓣扔進熔爐。他缺乏清晰的“敵人”概念,他心里只有“人”,沒有“敵人”。他不由自主地俯臥在對方身上,倏然發現德國士兵的手指根本沒有搭在扳機上,他恍惚意識到,對方是一名比自己更厭惡戰爭的青年。他從死者口袋里掏出幾封信件,多是寫給其未婚妻安娜的。閱讀過程令他五內俱焚,五雷轟頂,他想,假如茫茫人間還存在一名真正的人生知己,就是剛剛被自己殺死的人:弗蘭茲,一位各方面都與自己有著相同愛好、相似品味的德國青年,他竟然還是法國藝術的熱愛者,曾來巴黎學藝。阿德里安相信,如果沒有戰爭,如果兩人有緣相聚,弗蘭茲必將成為他的生命摯友。——附帶一說,弗朗索瓦·特呂弗執導的《祖與占》(JulesetJim,1962年),正好講述了一對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好友,他們亦參加了互為敵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,幸運的是,兩人活了下來,還在戰后維持了友情。

人類心智的共同缺陷,使我們無法對龐大的死亡數字作出真切回應,死亡數字的累積與道德情感的退化總是遺憾地同步進行。當死亡以“千”、“萬”為單位,死者就像磚塊一樣缺乏內涵,犧牲者也轉化成一個個抽象符號,供人在概念層面搬運挪用。只有直面活生生的個體時,我們才可能激發出最強烈、最自然的細膩情感。對阿德里安來說,他再也無法擺脫弗蘭茲的陰影,無盡的愧疚和持久的折磨,使他身不由己地來到弗蘭茲的德國故鄉。置身于敵意氛圍中——當地德國人都對法國人抱有仇視——他日日到弗蘭茲的墳前獻花,那條孤瘦的身影,像一根孤寂琴弦,在墳前嗚咽。安娜,弗蘭茲不幸的未婚妻,注意到了阿德里安。

皮埃爾·尼內和葆拉·貝爾扮演的男女主人公,各長著一張我見猶憐的臉。既然陰陽懸隔的阿德里安與弗蘭茲有如許多相似之處,那么,變換一下時空,阿德里安與安娜之間也可能萌生愛意,兩人原是一對最易彼此相吸的男女。這就過于撕裂和焦灼了,阿德里安不敢告訴安娜真相,安娜絕不可能想到阿德里安是殺死自己未婚夫的兇手。于是,這部格調幽怨的影片,逐漸演繹成一首謊言的贊美詩。為了愛和被愛,為了繼續生活并抵抗遺忘,只有謊言能臨時充當愈合劑。無論我們對謊言持何等激烈的道德否定,在影片展示的人物困境里,謊言時時閃爍著奇怪的道德光束。影片交錯使用黑白與彩色,也寓示著編導對情感走向的拿捏不定。

阿德里安冒充弗蘭茲的生前好友出現在安娜和弗蘭茲父母面前——安娜暫時和自己名分未定的公婆住在一起。對弗蘭茲信件的研讀,幫助阿德里安完善了謊言,他虛構了自己與弗蘭茲在巴黎游學的經歷,包括一些細致入微的細節,比如愛德華·馬奈的畫作。當他應亡友父親堅請,用弗蘭茲的小提琴即席演奏時,弓弦上如泣如訴的旋律,在四人之間呈現出情感四散的力學方位,使斗室像一只蓄滿情感危險品的容器,終于,阿德里安崩潰了,他仆倒在地。

阿德里安無法容忍謊言下的生存,他向安娜道出了真相。對阿德里安暗生情意的安娜當然無法接受,她傷心欲絕,決意一死了之。她像《哈姆雷特》里的奧菲莉亞那樣走進水中,幸虧一個路過鎮民下河相救,才避免了一場悲劇。另一邊,阿德里安也試過尋短見。弗蘭茲的父母對安娜視如己出,兩位老人對阿德里安也抱有好感,他們鼓勵安娜追求新的生活,安娜只能再次祭出長著天使翅膀的謊言法器,向老人隱瞞阿德里安的“兇手”真相。部分是因為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,部分是出于對兩位老人的安撫,更大的可能則是安娜不僅原諒了阿德里安,還鬼使神差地愛上了他。她告別老人,前往巴黎尋找阿德里安。

這對看上去如此般配協調的青年男女,愛情生活注定難以想象。作為觀眾,我們無助地希望“有情人終成眷屬”,冥冥中又有一個聲音在叫“不”,那個連尸體也沒找到的亡魂弗蘭茲(他的墳墓其實是所謂衣冠冢),終將成為一道“壞事”的符咒。這怨不得任何人,當我們談論命運,其實就是在談論無常。安娜費盡艱辛找到阿德里安時,發現對方雖對自己抱有好感,卻早有女友,還是一名嗓音美妙的歌手。阿德里安的母親一語道出安娜的來意:“她是來搶我兒子的。”安娜倉皇出走,阿德里安送她到車站,兩人在站臺上情不自禁的片刻相吻和臉頰上的淚水,既宣示了愛情的存在,也像一道宿命的唇印封緘,宣告此生無緣。

安娜無地可去,唯余彷徨。暫時,她仍得靠謊言來救場。她向神父告解時,神父安慰過她:“這是一種純潔的謊言,上帝也會原諒。”她給遠在德國小鎮的弗蘭茲父母寫信,寫上對方希望聽到的內容,然后,就像曾經終日徘徊在弗蘭茲墓前的阿德里安一樣,她也整天徘徊于巴黎,在馬奈那幅名叫《自殺》的畫作前凝滯佇立,一任紛亂的愁緒在頭頂翻轉,一任絕望的詩意把余生籠罩。

在阿德里安與安娜的不幸之間,是德法兩國人民當時尚無可化解的宿怨,該宿怨令他們在酒吧里無端齊唱《國歌》,宣泄一種實質是“主場正義”的恐怖情感。“國歌”是一柄雙刃劍,你在不恰當的場合用磨牙般的嗓音高聲吟唱,就將迎來磨刀豁豁、血肉橫飛的民族慘劇。鑒于20年后歐洲將發生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,阿德里安與安娜的人生注定已無法期待,戰爭所致的荒誕詩意,將與弗蘭茲的孤墳一起,與他們相伴終老——如果他們還有老年的話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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